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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协策划——法治中国新征程

2014-12-05 09:22:31 来源:中国政协 蒲水涵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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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金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全票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掀开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的一页。

    1979年春天,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率领他的立法班子,在3个多月时间里制定出7部法律,推开了被十年浩劫尘封的“法律之门”。

    2014年深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大幕徐徐落下,《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奏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乐章。历经一个甲子的法治道路探索,如今,依法治国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美好愿景。

    乐章奏起,政协已在行动。距离四中全会闭幕仅3天,10月27日—29日,全国政协就召开以学习四中全会精神为会议议题的十二届第八次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应邀出席开幕会并作报告。全国政协常委们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言献策、交流意见、碰撞观点,凝聚了拥护“依法治国”的政协共识。

    诞生于历史节点的宏伟蓝图

    “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就会形成。”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曾表达过这样的期待。如今,四中全会《决定》令沉稳如水的陈委员也掩饰不住激动,“这是新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于这个时间点提出“依法治国”?全国政协常委、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张研农认为,“这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回顾历史发展,法治的成熟度向来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试金石。新加坡因严格的司法制度,一跃成为新兴发达国家;“国际法”探索的先行者荷兰,以深入人心的守法观念赢得世人尊重。

    “我们华夏文明,‘法’的萌芽意识诞生和西方世界一样的早”,全国政协常委、总后勤部副政委刘晓榕表示,“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隋文帝的三省六部制、严格的科举制度,都影响了西方的法治理念。”

    然而五千年的农耕文明,漫长的封建时期,儒家思想、人情观念也影响了法治观念的成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感叹,“在中国,‘人治’思想有很深厚的土壤,出了事老百姓第一反应就是托关系找人。”

    近代以后,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对厉行法治进行过多次探索。遗憾的是,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到孙中山领导下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废除,到建国后公检法系统一度瘫痪———法治未能在中国得到有效践行。

    “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197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提出的这个话题令人深思。文革十年浩劫,令无数中国人备感法制被践踏的伤痛。正因此,在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宣告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指明了改革中国的制度出发点就是法制。

    法治的成长伴有阵痛,如投机倒把罪和逮捕拘留条例的泛滥使用;法治的成长也迎着阻力,彭真之子傅洋曾回忆,1982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提出了百姓若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但交通部坚决不同意,“老百姓告政府,没有这个法律规定。”那年年底,彭真和四位副委员长到交通部面谈,摆出所有法律条款依据,交通部负责人才再无话说。

    时代车轮前行。投机倒把罪早已消失,公检法体系日趋完善,“民告官”屡见不鲜。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成果需要法治保护,国家治理经验需要法规巩固,社会的安全感离不开法治信仰的约束,公民合法财产更需要法律条款的保护。

    因此,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路中。履新刚刚20天,总书记便发表讲话,强调“宪法高于一切,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被境外媒体评论为“这实在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

    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总书记,习近平对法治有多重视?10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文章《习近平论依法治国》,梳理了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依法治国问题的讲话要点,公正司法、法外无权、天下准绳、于法有据、恪守宪法……足足有28个方面之多,涉及的法治内容十分丰富,展示了一张清晰的“法治路线图”。而随着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亲临政协常委会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令许多政协常委们感到,“这将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起点。”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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