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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贞:法治中国建设不仅仅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事

2014-12-15 16:42:24 来源:中国政协 陶家璇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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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标志着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跨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呼吁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推动司法系统内部改革,曾代表全国政协社法委做了“实行分类管理,促进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的大会发言。作为从事司法工作几十年的资深专家,她对依法治国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对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她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本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您认为强调“党的领导”对“依法治国”的意义何在?甄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针。“党的领导”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共出现了5次,四中全会公报共出现14次,并且首度写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包括司法体制机制建设,并非像一些人所鼓吹的那样要弱化党的领导,恰恰相反,我们强调完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好,要想办成,关键看党,关键在党。所以,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

    本刊: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礼治”的传统,您如何看待“人情”和“法治”的关系?甄贞:其实,国外也讲人情,但他们长期形成了一种在法律面前,法律最高的传统。他们有着遵守法律的理念,可能显得讲人情比我们少一些。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情会讲得更多一点。我认为,法律本身并不是不近情理的,法治和人情本身是统一的。法律恰恰是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既有一些通行的规则,也考虑到本土的因素,比如社会经济、国民的文化素质、诉讼的传统和氛围等等。法律在处理纠纷时的那些原则本身就是很讲人情的。比如说,我们对案件的调解、案件处理的过程中有辩护、有上诉的权利。各种制度设计本身其实考虑到一方面有助于案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诉讼的文化和人情在里面。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情考虑是抛开基本的法律规则,只讲人情。这样,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人情,就没有标准了,而法律恰恰是确立规则,确立标准的。按照规则来做,同类的纠纷处理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按照人情的你近我疏来处理,就可能是同类型的问题,处理结果大不相同,很难服众。我认为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要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标准,这就是法律,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而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人情味的、和谐社会。本刊:我们也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您认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如何才能协调配合得更好?甄贞:德治、法治,我认为是治国理政的不同层面的要求。有很多事情是属于道德范畴的,而道德范畴的事,用法律来处理会显得稍重了一些、也没有这个必要。法律是处理纠纷、争讼的一个渠道,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谨用慎用。应该根据不同的范畴,适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机制。道德也有一个评价的问题,往往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它在道德上的评价也很低。比如,强奸、杀人等犯罪行为在道德的评价上也是不好的、不对的,所以,法律评价是道德所确立的负面评价的最底线。

    如果任何事情都通过司法来解决,成本太高,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不同群体的作用,用不同层次的规范来约束各个层面的行为。比如,道德层面的问题,在没有触犯法律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级组织、社会群体的帮助、教育来解决。法律是带有惩处性的,只应该在道德层面解决不了时,才使用法律。四中全会《决定》对二者关系的表述非常准确,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本刊: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理解和落实四中全会强调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甄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司法改革新要求之一,对现行的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及刑事证据规则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一场诉讼制度的革命。原则说,我国2012年刑诉法修改和刑诉理论界通说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和认同了以庭审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审判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中心,存在着重视审前程序、重视卷宗审理、重视庭外调查,庭审走过场、审者不判、外部干预、内部行政化等现象,公检法三机关强调配合多于制约和监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重新调整、定位检法之间、检警之间、控辩之间的关系,重新梳理、分离侦查、起诉、审判、辩护、监督等职能,通过改革完成由侦查中心、审前程序中心向庭审为中心、审判为中心的转变,确保有证举在庭上、有证质在庭上、有理辩在庭上,以客观、中立、公正的裁判向社会宣示法治,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本刊:检察机关在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该如何作为?

    甄贞: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全面落实法律的规定,针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一要更新理念,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治理念,树立执法办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必须严守法律底线的规范执法理念,在诉讼中严格、规范、公正履职,确保司法公正。二要以证据审查为核心,严把捕诉条件,转变证据审查模式,注重排除非法证据,坚持疑罪从无,从源头上引导侦查,促进侦捕诉的执法尺度统一到法庭审判上来、统一到法定的定罪量刑标准上来,发挥好对公安侦查的制约监督以及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引导作用。三要尊重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尊重并认真听取辩护意见,坚持直接言词原则、证人、侦查人员等出庭作证原则,努力提高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示证、质证、辩证能力;努力提高公诉人接受法庭调查、法官询问、律师质证的能力。四要坚持检务公开,学会在全程录音录像的监控头下依法办案,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作用,加大检察机关诉讼文书的公开和释法说理力度,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技术手段管理、评估检察办案和检察队伍,以公开促公正,以公信保廉洁。五要处理好尊重审判权威与加强诉讼监督的关系,讲究监督的方式方法,不辱使命,不负众望,通过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处理都体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本刊:四中全会对“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做了哪些制度安排,如何才能真正地实现?

    甄贞:《决定》强调了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保障作用,司法在维护公正当中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为排除实践中对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的外部干扰因素,三中、四中全会对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外部机制提出了系列要求,四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人员”、“经费”去地方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法院检察院”等,使得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外部保障机制更加健全,执法环境更有保障。相伴而来的,是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即,将来若仍出现冤假错案等司法不公问题,是要严格追责的,并且,在外部环境持续向好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司法不公问题和现象,不能再找外部的原因,不能有所依赖,必须自己“买单”,承担责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量深层次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司法队伍中处在办案一线的年轻人居多,社会经验、司法经验还尚显不足,如何妥善处理好复杂矛盾,准确适用法律,把握好法律和政策界限,实现执法的三个效果统一,对司法机关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处理案件提出了新挑战。

    当然,至于记录干预制度怎么具体操作,对那些口头的而不是书面批示的干预,怎么在案卷中反映出来,如何问责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建构科学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机制来落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中国不仅仅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事,是全社会的事。要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首先就面临着处理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需要社会各界都尊重法律、尊重法律的权威,形成法治的社会氛围。

    本刊:法治中国,您想象应该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甄贞:法治中国,我理解就是大家都讲规则、守法律,都按照规则和法律来行权行事。而所有规则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该从保障人权,维护人们有一个公平、和谐、稳定的生活状况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公民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机会都是公平、平等的,权益和发展都是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人民在充满友善、和谐、规矩的社会中生活,一定会乐在其中、乐享幸福。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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