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六名在港人士谈国安法实施这一年

　　【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编者的话：多个“港独”组织宣布解散，核心成员迅速“跳船”撇清关系；撑“黑暴”的“黄色经济圈”开始崩溃，多家“黄店”清理店内的“黄色”标语，纷纷“割席”……这些都是去年6月30日的场景。这一天，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其对“乱港”“黑暴”分子的威慑作用已经初现，众多香港人都盼望着“重新出发”。一年过去了，如人们最初期待的那样，国安法确实给香港带来变化，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话说，是“根本性的正面发展”。这也是众多香港人的切实感受。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6名在港人士。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对于国安法给香港社会带来的显著影响，他们都有很深的体会。

　　警察：“有法可依”后，执法信心大增

　　香港警察陈Sir：我是一名在一线工作超过20年的警察，这一年，我们的执法工作改变很大。

　　香港的法律与英国普通法有密切联系，其固然尊重公民权利，但在一些地方存在缺陷。比如针对公众活动的规定比较宽松，容易让一些人借着宗教、学术活动的名义“钻空子”，虽然警察知道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但由于必须基于法律，所以执法工作很难做。

　　警队是维护香港治安最后的防线。在“修例风波”期间，一些人不断攻击我们，抹黑我们的执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警队付出很多但都没有用。有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发出疑问：究竟要在前线抵挡多久？

　　“黑暴”横行时期，我定期要和同事以及下属谈话，照顾他们的心理变化。那时候，一些人持续通过文宣打击警察执法的信心，有的同事士气比较低落。大家每天一起上一线，但心里都很清楚：今天的工作结束后，明天，一切都会重来。

　　与此同时，我也要关注同事们的安全。2019年下半年，我们下班时都要几个人同打一辆出租车，并且随身携带警棍。我们也会担忧家人的安全，我一度有超过半年时间不敢去看望父母，怕被人盯上。孩子在学校登记家长职业的时候，我填的是公务员，不敢写明是警察。

　　那段时间，警队的工作非常艰难、辛苦。可以说，香港警察就是在等中央政府出手。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没有国安法，根本没有办法制得住“黑暴”。看到负责国家安全的同事拘捕戴耀廷、黎智英等人，所有人都相信，国安法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些措施是我们之前不敢想象的。国安法的出现大大增加了警队的信心，执法时终于有法可依，我也不用再担忧同事的安全了。

　　过去，我们虽然清楚自己是中国人，但在执法过程中只想着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香港警察更意识到了自己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同时让我们更加相信中央、信任国家。

　　记者：新的舆论趋势已经出现

　　香港记者林瑞(化名)：在国安法生效初期，一些香港传媒业者感觉有些不适应。因为在他们固有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中，中央出手制定国安法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种立场先行的情况下，很多人并没有具体了解国安法的内容。但随着越来越多事情的发生，一些记者、编辑认识到了国安法的重要性，开始接受它的存在。以前，一些人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但现在他们也明白了，媒体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在国安法出台后，很多媒体也在对报道措辞进行调整，比如某些媒体最初使用“武汉肺炎”的表述，后来改成了新冠肺炎；一开始用“反送中”，后来写成“反修例”。这种变化是微妙的，背后显示出国安法立下了一些规矩。国安法是香港需要的，但一些传媒业者最初会把“恐慌”放大，总觉得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有些事情需要时间去验证，至少到目前为止，一些人设想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媒体报道内容也在变化，以前，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的正面报道基本不会出现在媒体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的舆论趋势已经出现。

　　我们记者过去只关注香港的法律，现在要去了解宪法、看全国人大的议事规则，要学习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香港普通法。我们要承担“翻译员”的角色，不断地同读者解释，什么是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讲清楚普通法不是一成不变的，香港的普通法也与英国的普通法不同。

　　过去，“一国两制”“国家治理”等话题会被一些受众视为“洪水猛兽”，现在，媒体上有越来越多关于这些议题的报道，愿意看此类报道、愿意参与讨论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依旧有一些人会坚持己见，但他们在读这些报道时肯定也会意识到，有些东西存在于自己的认知之外。

　　中学校长：校园内的潮流已经逆转

　　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国安法实施后，我还没有听说哪所中学继续出现所谓的示威行动，校园内的风气得到了扭转。

　　国安法第九条、第十条明确规定，特区政府应该通过学校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也就是说，学校也有责任教育学生树立国家安全观念，维护国家安全。今年2月，教育局向各学校下发通知，开始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必须配合做好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计划以及师资培训。最近，首批国安教育教材已经公布。

　　除了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外，校园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的需要。教育局已要求学校检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是否符合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如果存在问题，必须在制度上整顿、完善。

　　国安法给香港校园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过去不升国旗、现在升了，过去不唱国歌、现在唱了，而是从根本上纠正了以前有学生不尊重国旗国歌的恶劣现象。学校不再出现所谓的“政治行为艺术”。

　　当然，不是所有教职人员都在国安法出台后完全转变其“黄”的立场，但至少，他们现在不再明目张胆地宣扬这些立场。也有一些教职人员选择辞职或移民，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2019年，一些学生也参加了政治活动，甚至因涉嫌违法而被捕。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一股潮流，青少年容易去跟风。如今，潮流已经逆转，变为以维护国家安全为重点，所以，个别教师再试图向学生灌输“黑暴”或“反送中”之类的思想是毫无意义的。

　　过去一年中，教育界的另一件大事是将饱受批评的通识科改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学科的重点部分就与国家安全相关。

　　此前通识科的教育比较碎片化，例如在学习基本法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将基本法的来龙去脉及各个条款讲解清楚。在实际教学中，一些带有政治偏见的教师可能会选择性地解读条文，例如会重点强调涉及普选的第45条。这种孤立的、片面的教学就将基本法教育变成政治洗脑式教育。

　　新设立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就有很大不同，它将从三个不平等条约开始教授，学习内容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英谈判，以及制定基本法的程序，完整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近，校园之外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氛围正浓烈起来，社会上正在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地进行庆祝，介绍党史、新中国史的社会活动多了起来。当这样的社会风气成为主流时，距离校园内出现根本性改变也就不远了。

　　内地学生：香港社会安定下来，我对香港人的看法也变了

　　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黄晓嗣：大学校园恢复平静了，没有人抗议、集会、喊口号，写满政治标语的连侬墙早已被清理干净。可以说，除了谈论新冠疫苗等少数话题外，校园进入了一个“政治冷感”时期。

　　此前在“修例风波”中十分活跃的一些大学生，如今只敢在网络上“耀武扬威”。但他们发的内容谁会理睬？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自嗨”了。

　　作为内地学生，我们不必再担心安全问题，可以自由地在学校里讲普通话，甚至能更坦诚地与本地学生交流，即便大家政见不同。2019年那种让我们害怕的氛围已完全消除。

　　记得那一年11月份，港大、理大等校园内出现了不少暴力行为，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的矛盾也在迅速激化。科大的内地学生劳普生代表我们参选校董会的学生代表，被人疯狂“起底”。后来我和几名同学一起制作了一本小册子，主要就是提醒内地学生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坦白说，2019年的很多事情给我留下“香港人不友好”的印象。但随着社会安定下来，我的这种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可能由于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香港人和我们在想法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很多人都是善良、真诚的，国安法实际上有助于化解内地人和香港人之间曾经持有的偏见。

　　对于在香港的内地学生而言，国安法是一座坚实的“靠山”，是能够在香港安心学习的“心理支柱”。

　　金融公司员工：香港平静下来、市民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值得珍惜

　　一家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佐伊·丁：国安法出台后，香港人终于迎来了平静的周末，再也不用担心公共交通瘫痪，也看不到明目张胆的“港独”了。

　　对我们来说，国安法是一颗“定心丸”。在“修例风波”期间，为了避免受交通瘫痪影响，我们不得不分三个批次上班。很多人作息被彻底打乱，甚至无法照顾家庭。办公楼里的其他中资机构因为害怕遭暴徒打砸抢烧，组建“自救队”，并在外墙钉上一层又一层的木板，防止被砸。我曾看到大楼下被砸烂烧毁的ATM机，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难受。

　　除了工作受影响，那段时间一些暴徒和激进分子每晚都会到我们小区楼下纠集闹事、喊口号。我每次都想大声地回击他们，但又不敢，因为这些暴徒没有底线。我也很担心丈夫的安全问题，因为他是内地人，害怕他遭到这些人的攻击或者欺辱。我一边提醒他不要在社区里大声讲普通话，一边也会在心里发问：明明在自己的祖国，为何不能说普通话？

　　国安法出台的这一年，我们经常感叹，原来香港的平静和市民的生活自由是多么值得珍惜。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国安法的意义在于它划定了红线和标准。比如在我的公司，现在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员工穿戴任何有“港独”或煽动性质口号的衣服进公司。

　　我还注意到，以前很多香港的上班族比较倾向于去港资或台资企业工作，但现在，大家越来越愿意去陆资公司。疫情期间，一些人就选择了跳槽。据我所知，在我们写字楼里的陆资企业管理与运行模式都十分高效，而且员工看上去总是朝气蓬勃的。

　　时政评论员：香港“重新出发”，需要进一步订立具体要求

　　香港时政评论员冯炜光：正如人们所说的，国安法正让香港由乱及治。

　　香港街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最混乱的时候，能看到很多美国国旗，仿佛这里并非中国的香港。那时候只要有内地朋友来香港，我都会劝他们办完事赶紧离开。

　　过去一年里，国安法改变了香港社会的氛围。“蓝色”的市民可以公开讲爱国，不会像从前一样，会被认为很“红”、很“土”、很尴尬。而“黄丝”也必须慢慢习惯国安法带来的改变。如今，一些人不敢再轻举妄动，相反，他们正在慢慢接受现实。

　　国安法重新摆正香港的定位。过去，中央信任香港，允许香港自己去摸索发展的方向，较少划定“红线”。但“修例风波”让各方均认识到需要讲清“一国两制”的根本在于“一国”，香港不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实体，而是中国管辖内高度自治的一个地区。

　　国安法的实施为特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将保障香港实现繁荣稳定。国安法的出台令香港不会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漏洞，也让中央能够更加放心。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香港的“重新出发”仅仅靠国安法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订立规矩与“红线”，对不同主体、不同层面做出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一些反中乱港分子仍然“贼心未死”，他们在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继续“软抗争”。如何遏制住他们死灰复燃的苗头，彻底消除反中乱港的根源将是中央和香港特区未来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