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

　　二十世纪初的成都街头，人们时常能看到一个长脸蛋、大眼睛、天真活泼的外国男孩操着一口成都腔与行人交谈。那时，这个孩子还不知道，在命运的安排中，他一生的荣辱毁誉都将和这个国家密切相关。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 1909年8月3日出生在成都市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谢伟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2岁时随父母回到美国。大学毕业后，谢伟思立志外交事业，于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考试成为外交官，之后返回出生地中国任职于美国驻北平和上海总领馆，结识了包括埃德加·斯诺在内的一大批进步的中外学者和新闻界人士。

　　谢伟思真正的事业是从抗战期间的重庆开始的。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回忆说：“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尽可能接触各方面的人，有外国记者，有中国记者，有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也有共产党驻重庆的领导人员。他多次走访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周恩来曾邀请他到家中叙谈、用餐，他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一样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在重庆，谢伟思对中国的社会进一步深入了解，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逐渐失去信心，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由衷钦佩。

　　1944年7月，美军派遣由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又名“迪克西使团”飞赴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首次官方接触。“迪克西使团”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各州的称呼。谢伟思被委任为“迪克西使团”的政治顾问。

　　在延安期间，谢伟思得以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

　　谢伟思在延安的一个意外收获是结识了众多的四川籍“同乡”。每当谢伟思与朱德、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聚在一起时，大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乡情浓浓，分外亲切。陈毅因少年时曾在成都谢伟思父亲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总是风趣地称谢伟思为“我老师的儿子”。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从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是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将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都是不足为奇的。”

　　在向美国政府发去的电报中，谢伟思提出：“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国民党的领导政治上盲目，完全自私，只关心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

　　1945年3月8日，谢伟思第二次来到延安，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总有一天美国会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毛泽东还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赠给谢伟思。谢伟思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了重庆和华盛顿。

　　1945年4月1日下午，谢伟思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彻夜长谈，周恩来和朱德在场，董必武后来也加入。这是他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他的离去，切断了美国与中共之间仅剩的联系。

　　不想风云突变，1945年4月，谢伟思返回美国后旋即遭遇诬陷与迫害。他先是因为美亚事件被捕，后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成为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国务卿艾奇逊迅速将他开除。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认为逮捕谢伟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标志，并声明“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的反动派，那他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应有的教训”。

　　直到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才作出对谢伟思的无罪判决。同年9月，谢伟思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但已不受重用，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受到各种排挤，三年任满后谢伟思决定提前退休。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政府邀请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费正清、谢伟思等人，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问题的见解。谢伟思发言说：“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

　　1971年10月，谢伟思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1973年1月，美国外交协会举办了盛大的午餐会，专门宴请20世纪40年代在华的外交官。《纽约时报》为这次午餐会发表的社论说：“这实际上是为‘老中国通们’平反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些‘老中国通们’的前程之所以被断送或被玷污，都只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战胜蒋介石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1998年5月，谢伟思接受中国学者采访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国。我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我爱中国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999年2月，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终年90岁，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作者：刘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