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强迫交易罪案宣判。法院认为，该公司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害被害人的交易自由，因此对其法定代表人及部分员工做出了期限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并处以相应罚金。

    与搬家公司相关的案件引发关注不是偶然的，这大概与大多数公众都会经历搬家有关，它既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小事”，与之相关的新闻出现后，屡有声讨却始终难解。在一些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中，可以窥见搬家行业的“顽疾”有多么让人头疼。

    首先是价格套路太多、服务缺乏标准。实际上，四方公司的做法与大多数从业者并无不同，大致是先以低报价吸引客户、模糊合同内容，然后在服务过程中通过楼层费、超时费等诸多形式坐地起价，如有不从，就会出现“大晚上的，一个超过一米八的彪形大汉坐在我家”这种骇人情况发生。其次是监督缺失、久治无果。法院查明的四方公司犯罪事实达43起，其中不乏已经被行政处罚过的纠纷，但显然监管并没能阻止乱象继续发生。在曝光的该公司员工聊天记录中，甚至有“出了事情，你们最多在看守所待24小时，如果待24小时能换来工人工资10000元左右，司机20000元左右，那个有啥子？”的狂妄言语。换句话说，当前对搬家行业的监管，没能让从业者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博弈中做出正确选择，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针对治理搬家行业存在的乱象的建议已有很多，包括制定行业规范、鼓励平台建设、完善监督政策，乃至约束网站竞价排名等举措，相信未来该服务行业会进入到一个健康有序发展的阶段，市场环境也会得到更多改善。但是，搬家行业乱象久治无果本身，还折射出我们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好那些对人民群众幸福感有较大影响的“小事”的重要性。

    事实上，搬家公司违规违法、游走法律边缘的行为一直存在且时有发生，行业监督、行政监管乃至执法司法机关经常会做出相应处理。虽说这算不上“不作为”，不过效力欠佳却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不作为”。从社会治理层面来讲，这种不作为的后果，对恶行欠缺足够的惩罚，等于默许了市场主体所作的民事侵权行为，引起后来者不断效仿。民众或许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政府和相关机构履责不力，也意味着它们失去了应有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最终由社会治理者承担公信力和权威丧失的后果。

    一些民众的“小事”，其有责机构之间往往权责交叉，是治理体系中的“城乡接合部”地带，因此，办好民众的“小事”，其实也正是考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及其高超的治理能力，不仅要能够处理大事，更要能够解决“小事”。面对当今社会诉讼成本高昂的现状，我们不可能总是把行业治理、制定规则乃至实现公平正义，全都推到法律层面去解决，依靠诉讼机制来化解经济社会上出现的众多矛盾纠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社会纠纷都提交到法院、急功近利地超负荷使用，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司法本身。

    因此，基层治理要保持对人民群众身边“小事”的敏感性，早发现、早解决纠纷。为市场主体和民众的特定行为建立稳定预期，同样需要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的思考之中。可以说，法治政府的建设，其意也在于通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不断地生长出新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并能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人心，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让普通人签订合同时不必心存惶恐，在寻求救济时不必非要旷日持久对簿公堂。

    别让眼前的小事，最终变成急难愁盼的大事，从容放松就会是人们的生活常态。

    （作者：赵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