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江湖 一不小心就成了“囚徒”

　　技术的发展，让互联网世界变得“一切皆有可能”。与此同时，网络也越来越情绪化，被算法左右，被“带怒党”引领，被“爱国爽文”收割，被水军漫灌……在各种对立冲突、粉丝大战、资本渗透中，我们还能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讨论？在凭身份站队、扣帽子、群体跟风越来越严重时，资本方、平台方和用户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构建理性平和的网络生态？我们需要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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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到天上”或“踩在脚下”：平台和资本扮演了什么角色

　　郁风

　　近日，备受关注的新剧《风起洛阳》在网络平台上线，但上线时间比预定推迟了一个小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未开播的一小时内，豆瓣涌入大批水军给该剧打出五星或一星评价。剧集还没播，这些水军就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着实让人“称奇”。

　　当然，实际上是这些水军没有察觉到上线时间变化，按原定计划完成了“工作”。我好奇的是，如果该剧没有推迟上线，那水军刷的评价会不会就堂而皇之地成为“开画评分”？

　　众所周知，豆瓣评分是影视剧口碑的重要参考标准，而豆瓣“开画评分”也一定程度影响着剧目前期的宣传和走势。因此，不少资本方想方设法在豆瓣评分上做文章，剧目制作方、参演艺人及其粉丝、甚至视频平台都有刷评分的“利益冲动”。毕竟，谁不想有一部高口碑、高播放量的“年度巨制”呢？

　　根据豆瓣公布的调查结果，《风起洛阳》开播前一小时，出现五星评分6752条，一星评分649条；而开播后一个小时，出现五星评分1687条，一星评分1991条。可以看出，播出后一星差评的数量反而盖过了五星好评。这是竞争资本所为，还是网友因不满水军行为而打差评，我觉得或兼而有之。

　　从中暴露出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影视剧评分和网络舆论的“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严重，无论是水军操纵引导还是网友的情绪化打分，要么“捧到天上”，要么“踩在脚下”，挤压着中性评分的空间。凭身份和粉丝群体站队，取代了理性中立的评价。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产品，网络营销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网络营销会影响剧目、产品的成绩。互联网公司纷纷为此设立专门的营销和公关宣传部门。那么，如何在合理营销和挑动舆论之间作出平衡，是摆在资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从现实效果来看，挑动舆论对立、引发争议炒作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取得一定效果。此前有综艺节目制作人坦言，请一些德艺双馨、稳重低调的评委嘉宾可能不温不火，邀请“话题争议人物”反而能引发“骂战”，进而助推节目的曝光量。一些人可能出于“我要看这节目有多烂”“发弹幕骂嘉宾”心理来观看，或者和这些争议嘉宾的自有粉丝展开争吵，“骂上热搜”。这样的方式虽然能达到曝光目的，却在社会舆论上制造对立和撕裂，平日里看似温和的人群到了网上变得剑拔弩张势若水火。这种对立心态反过来也会投射到现实中，造成群体分裂甚至仇视。

　　性别议题就是一个网络敏感的话题，本来追求男女平等、消弭性别对立是人们的共识目标，但到了网络舆论中，一些人却利用性别议题，通过放大男女矛盾、挑动性别对立的方式来获得曝光、攫取流量。此前有女艺人在脱口秀节目上发表“男人普通且自信”等争议言论。虽然脱口秀舞台上允许做一些夸张讽刺，我们也难判断是故意为之还是节目效果，但这些言论“出圈”后被少数女性奉为圭臬，动辄用“普信男”标签来攻击、贬低男性。此前某清华大学毕业、月入5万元的大学男教师因为长相平平，在豆瓣发征友贴就遭到女性铺天盖地的群嘲，从一张照片推断出他“精神贫瘠”“不善管理”，仿佛相貌不佳者就被剥夺了网络交友的权利。

　　当种种对立情绪在网络平台扩散之时，这些“话题争议人物”却享受到流量红利，成为群体标签人物，背后的节目及资本方也借此得利。如果任由这些对立情绪泛滥下去，只会加剧社会的撕裂和隔阂。

　　那么，平台对这些煽动对立的极端言论有没有尽到监管责任？从我的感触看，一些平台对此类言论的处理难言及时果断。12月2日，豆瓣再度被约谈整改，被罚款150万元并暂停“小组”回复功能的使用。豆瓣的部分“小组”中，就曾一度充斥大量饭圈八卦、挑动对立的帖子，这类帖子还往往有较大流量。

　　一方面，豆瓣的影视板块遭到大量水军刷评，出现两极化站队；另一方面，豆瓣的小组讨论板块又存在扒皮泄愤和煽动对立。以豆瓣的现有体量和技术、人力，如何应对这些水军资本的冲击？能否开发出更高效准确的识别水军技术？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审核极端言论？这些技术和人力投入如何做到收支平衡？作为一家有十几年历史的老牌互联网平台，豆瓣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互联网平台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老用户感慨，我们之前的文艺净土哪儿去了？还有更多网民感慨，我们还能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讨论了？在凭身份站队、扣帽子、群体跟风越来越严重的当下，资本方、平台方和用户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构建理性平和的网络生态？我们需要共同思考。

　　批量复制的“爱国爽文”藏着磨刀霍霍

　　李康尼

　　这几年，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不少恶意利用爱国情怀“薅羊毛”的怪状。这其中，有的操作手法拙劣而可笑，比如不同主播站在不同的地方，讲述着同一个虚假的“感人”故事，批量复制的统一文案；有的则迂回而伪善，比如某知名财经“大V”一边炮制耸人听闻的“爱国爽文”吸引流量，一边磨刀霍霍收割粉丝、大搞非法集资。

　　A面深情，B面狡黠，不难发现，爱国已经成为这些网络“双面人”的流量密码。如此把爱国当生意的做法，往往存在两个致命问题：一是目的不纯，二是内容虚假。

　　爱国本是一种纯洁、真挚而深沉的感情，是“我口说我心”的真实情感流露。若掺杂了个人私利，不仅爱国情怀会变味，爱国行为也会扭曲变形。一些人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把爱国视为一种用来炫耀、变现的资本，怎么煽动情绪怎么来，怎么能博眼球便怎么发声，为此不惜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

　　今年年初，就有多个微信公众号套用《疫情之下的××：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模板发布虚假文章，除了国家名和文内主人公名字不一样，其他内容完全一样，被网友戏称为“一篇通稿供全球”，是“通稿式造谣”。

　　类似贩卖爱国情怀的行为，会造成多重危害。首先，这些账号可能成为一个个“谣言制造机”。有人就吐槽，在一些“爱国”营销号那里，国外股市平均每周崩盘一次，任何一项专业政策都能被阴谋论地曲解为“下大棋”。

　　如此充满谎言、毫无知识增量的内容，不仅会误导受众对世情国情的基本认知，让人陷入廉价、虚幻的自我感动，还炮制了一种偏狭、极端化的思维范式。对网络空间而言，这种看似热血沸腾、实则精致利己的内容，也会营造一种轻佻、浮躁、乃至不讲常识的反智风气，因此应当被社会清醒识别和摒弃。

　　不客气地说，很多蹭爱国流量的人，都抱有一种投机取巧的走捷径心态，希望借爱国之名，遮掩自己在专业能力上的捉襟见肘。一些创作者不愿意沉下心来深耕内容，便试图通过批量生产“爱国文案”的方式实现快速牟利；一些人自身缺乏专业认知和深刻见地，于是用夸大、偏激的方式刷存在感，赚取“情绪流量”，消费爱国情感。这样纯粹把爱国当生意的做法，自然无法产生正面的社会价值。

　　身为一个蓬勃发展大国中的一分子，我们的爱国情怀应该是平和、宽广而理性的，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应盲目自大。只要有心，不难发现：不管是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如今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现实，都有许多值得被发现、等待被讲述的动人故事。

　　脱贫攻坚战中，活跃着一个个埋头苦干，用智慧和勤劳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的扶贫第一书记；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无数勇敢逆行，用实际行动写下人间大爱的青春身影；90后、00后也用自己多元的年轻化叙事，诉说着对国风舞蹈、“非遗”的热爱……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实素材，才是更值得被挖掘的内容，足以成为激荡爱国情怀的底气和自信，又何须生拉硬拽、强行煽情的伪爱国情怀？

　　爱国是具体的、现实的，它应该体现在扎实做事的具体行动中，而不是沉溺于虚幻的“口头爱国”泡沫里。把爱国当流量密码，为了热度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实在可以休矣。

　　为什么情绪总能引爆网络

　　陈武

　　“宝宝，你不能总是吃肉，也要多吃一些蔬菜。蔬菜有营养，对长身体有好处。”假设一位年轻的妈妈如此劝说只爱吃肉的孩子，孩子会因此而多吃蔬菜吗？很明显，一般这样讲都没什么用。对小孩子而言，好吃是最直接的，可以引起积极的情绪，“营养”则有些太过理性了。正如婴儿生下来就会哭，但什么道理都不懂，情绪最容易引起人注意，也是人产生行为的直接驱动力。对于人来说，最原始、最本能的东西便是情绪。我们常常说：听过许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人的情绪与认知，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一样：情绪让人躁动，认知使人冷静。情绪，是诱发人产生改变的底层逻辑，在线下是如此，在网络空间更是如此。

　　在《疯传》一书中，作者总结了传播力的六项原则，“情绪”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要使一件事情像病毒一样传播，就一定要让这件事情充满情绪。这也成了许多视频博主的一条“金标准”：在视频前几秒内，最重要的是激发观众的情绪。比如，许多短视频的头几秒往往会把整段视频中最能引起人情感共鸣的部分剪辑出来，或引起惊恐，或引人大笑，或令人意外，或引发同情、紧张、焦虑……

　　网络空间的情绪传染也被称为“后真相”现象，即情绪对舆论的影响超过事实的影响力。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用来形容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舆论生态，主要指媒体信息依靠煽动情绪、强化偏见来引起广泛传播，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

　　网络空间，更容易产生后真相现象。主要原因有：其一，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特点，使得责任相对分散，在网络上制造、传播情绪化的信息，不像现实生活中那么容易承担责任，个体可以更加大胆地在网络中表达不满、愤怒。其二，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让我们越来越没有办法关注各方面的事实，于是网络的过滤功能开始启动，帮助我们找到那些最需要关注、最有用的信息。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让信息越来越同质化、越来越窄化，以至于使人更自以为是，甚至偏激化。其三，网络中，更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同样一种情绪的感染，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各种网络群体，并产生群体极化。在群体作用下，人们会比个体决策时更加放肆、冒险和极端。

　　情绪分为很多种，并不是所有情绪都容易得到传播。研究发现，那些心理唤醒或激活程度高的情绪（比如惊奇、快乐、焦虑、愤怒）更容易引起人们分享、转发和发表评论，携带高唤醒情绪的事件更容易在互联网传播。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们喜欢与他人分享各种信息，尤其是带有情绪性的信息，激发和激活他人的情绪本身就是自我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也是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来源。情绪共鸣、情感共振是人际联结的直接表征，因为它能够证明自己的感受被看到了，自己与他人因为情感的联结而变得更加亲近。情感越浓烈，“我们”的感觉就越明显。因此，对于特别好笑的段子，特别意外的故事，我们总希望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一旦展开分享，人与人的联结就开始了。

　　在诸多情绪中，愤怒和焦虑最容易引爆网络。备受关注的网络舆情事件，往往都带有强烈的愤怒或焦虑情绪，例如性别歧视、医患关系、住房问题、教育公平等。这些话题所牵涉的社会问题，积压了一定的社会情绪。因此，在一个关键事件出现之后，网民会借此把原本就有的情绪表达出来，以至于有时事实本身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某件事情是否携带了相应的问题线索和情绪特征。

　　愤怒是一种内心不快的反应，它是由感到不公和无法接受的挫折引起的。而焦虑则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网民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比较容易把自己等同于事件中的弱者或受害者，会联想到自己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遭受类似的不公，有同样的无助感。因此，在网络社会治理中，要高度重视情绪问题，尤其是要及时疏解群体愤怒和焦虑情绪。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教师）

　　社群小圈子让多少人画地为牢

　　杨鑫宇

　　从诞生之日起，互联网就寄托着人们对“互联互通”的一切美好想象。人们曾经坚信：现实世界的社交障壁在网上毫无意义，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膜与界线终将成为过去。

　　当互联网刚走进普通家庭时，人们只能用以每秒几十KB的速度和网友交换信息。渠道的难得、交流的喜悦，让许多网民并不在乎屏幕对面的人究竟是谁，和自己又有多少共性与交集。尽管每个人最喜欢的聊天室和BBS都不相同，也没有哪家平台拥有支配地位，但总体而言，那时的网络空间更像一个宽阔的广场，容纳着众多“冲浪者”。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网络用户规模的扩张，网络空间的社群格局也不断发生蜕变。众多形态更新、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的网络平台宛如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原始的“广场式”社群秩序分崩离析。汇聚着早期网民共同回忆的老平台，也一个接一个地在时代浪潮中走向萧条。

　　但是，不管网络生态怎么变，用互联网消弭隔阂与对立的梦想，不应该从此被人们遗忘。

　　在微博等开放性网络平台上，每天都能看到秉持不同信念的人群，在网络空间的“前线”列队结阵、争执不休。而在“前线”的后方，更多的是一个个高度分众化的网络平台，它们形成自我循环的社群生态，将具有相似身份背景、共享同一价值光谱的网民汇聚到一处。

　　不同平台以不同的调性和定位起家，因此吸引到的人群也各有不同。于是，针对同一件事，不同平台的用户会发生截然相反的“主流反应”。譬如，在事涉性别的议题中，豆瓣的小组热帖和知乎上的万赞回答几乎永远针锋相对；而在与“代沟”有关的话题里，B站和抖音的热门评论所站立场也绝不会相同。

　　很多时候，并未浸淫于特定社群中的“中立”网民见到这些冲突，常常会有是非莫辨的感觉。而且，一旦有人想在对立双方之间说些不偏不倚的话，试图为共识寻找基点，很快就会被双方同时扣上“理客中”的帽子，落得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下场。

　　在各个彼此隔离、分化的社群之内，内部的主流观念难免日益向纯粹、极端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听到”不同意见的地步。对习惯了这种社群环境的网民而言，只要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同温层”，网络空间便是已经实现的乌托邦；就算暂时离开“同温层”，与其他人发生观念交锋，他们也不难找到“出身”相同的网友并肩作战。

　　网络空间曾经是一整片“广场”，而随着网民和平台的数量都变得越来越多，人们很难继续“挤”在一个缺少分区的空间里。于是，“广场”上渐渐出现了版图与疆界，余下的公共空间，就此成为冲突频繁的“前线”。不同群体圈下地盘，各自逍遥，也掉进了“画地为牢”的陷阱，逐渐失去了登高远眺的能力。大多数人来到网上，原本是为了拓宽视野，在信息海洋中见识更多原来看不到的东西。然而，边界分明的网络社群，让人太容易找到一大群“知音”，进而停下探索的脚步。身处“舒适区”，又有多少人能保持求知的欲望，主动倾听那些“不合心意”的声音呢？

　　在网民总数还不那么多，单一平台影响力还不那么大的时代，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小圈子”，但它们毕竟太小，无法做到“自给自足”。网民想要满足社交需求，免不了要横跨多个平台，对整个网络环境有整体性把握。随着网络“信息爆炸”取代了信息不足，哪怕是对网络社交重度依赖的年轻人，也完全可以只靠一两个熟悉的平台获得满足。各个平台出于商业考量，制造阻碍信息互通的技术壁垒，也让网民们的视野变得愈加偏狭。种种因素叠加生效，共同造就了当下的无奈。

　　社会的进步，在某个侧面上正是由一场场观念交锋推进的。然而，日益极化的网络社群催生的冲突，很难衍生出言之有物的建设性交锋。尽管问题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但每个网民不妨都从自己做起，在已经变成前线的“广场”上放下执念，以观察者和倾听者的姿态，重建健康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

　　算法无限扩张 带来自由还是枷锁

　　李巨星

　　交谈中提到某种商品，不久即会收到相关的产品链接；购买同样的商品或服务，不同产品显示的价格竟然不一样……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和广泛运用，这样的算法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算法，是一种依托海量内容、多元用户和不同场景等核心数据信息，进行自主挖掘、自动匹配和定点分发的智能互联网技术。当前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算法类型多种多样，既包括长于新闻创作的自动合成型算法、适用线上购物的个性推荐型算法，也包括精于语句识别的检索过滤类算法和契合网络约车的治理决策类算法，等等。算法社会的到来势不可挡，从信息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算法在为公众提供极大技术便利的同时，对网络生态的发展亦产生了深刻影响。

　　算法极大降低了公众筛选有效信息的社会成本。算法的核心价值是利用对用户的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网络行为与时空环境等关键信息的统计分析，致力于在信息内容、产品服务等多元层面实现对用户的追踪推测、精准分发和有效供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既往技术语境下公众付出的高昂时间与经济成本，让人们能够从以往单一重复的信息、产品和服务筛选行为中得以解放，满足了公众对于信息和服务的分众化需求。

　　算法不断建构和重塑着既有的网络群体关系。算法场景造就了公众的数据化和标签化，在强化了既有群体边界的同时，也促进了新的共同体关系的形成。以往网络群体互动关系的形成，大多是公众自发性主动找寻、相互选择的结果。而算法社会下，无论是信息内容的分发还是产品服务的送达，作为中介的算法在进行一对一的关系匹配或资源分配时，首先要对用户进行标签化甚至评分制的“全面数据化”处理。

　　在此过程中，主要是依据用户接收到相关信息和服务后的点击次数、停留时长、举报屏蔽以及转评赞等各种反馈行为，对其主要观点、情感倾向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精准的图谱画像。进而通过后台信息匹配、技术调节与资源控制等方式，帮助用户发现、连接起具有相似观点或共同兴趣的其他共同体关系。

　　毋庸置疑，技术驱动的算法红利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网络购物离不开“算法比价”、商业运营离不开“算法宣传”、日常出行离不开“算法导航”，甚至求职姻缘也需要“算法匹配”等。但看似理性、中立的算法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偏见：大数据“杀熟”“欺生”、算法侵犯隐私乃至引发群体极化等现象时有发生。算法盛行给网络生态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值得警觉与深思。

　　一方面，算法盛行容易造成“把关人”角色弱化，人沦为算法“囚徒”的可能性急剧增加。算法虽然带来了个人信息、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但在算法技术主导下，个性化分发力度得到空前强化，而信息、产品与服务编辑审校等“把关角色”却经常遭到弱化甚至缺位。一旦算法的设计与应用失当，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决策以及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很可能会受到单一算法的钳制乃至禁锢，成为算法的“囚徒”。马斯克通过脑机接口发现人脑90%的算力都在忙着关于“性”的计算，虽然相关结论有待考证，但其引发的“算法胜利后，人的自由意识去向疑问及其引发的价值迷失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另一方面，算法盛行容易强化“信息孤岛”效应，网络生态失衡、失真的风险可能不断加大。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与某类信息的快速连接和匹配，但也自动过滤掉了其他潜在有效信息。信息窄化下的公众容易形成“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和价值取向”的错觉，这种“选择性”的接触、过滤与相信，不仅会闭塞与不同意见群体的交流沟通，更会造成在自我重复和自我肯定中的视野受困与故步自封。同时也会为偏见滋生、黏性缺失的网络舆论场埋下被操控的巨大隐患，甚至陷入恶性循环、诱发线下群体性事件，破坏网络生态的晴朗稳定。

　　简单粗暴、一刀切式的“算法抵制”并不可取，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公开推行更加透明的行业技术准则，已迫在眉睫；同时，必须摒弃“算法崇拜”，进行更加全面专业的算法设计者素质培训，强化对算法使用者的素养教育。总体而言，从认知与关系的维度看，算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既有的网络生态，也把自由与枷锁的张力推向了极致。算法场景的无限扩张，快速推动着人们的“全面数据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争议。有意识地对算法技术进行价值反思，始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本文获得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支持）

　　来源：中国青年报